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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4年5月25日，北京中南海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·希思。
谈话进行到香港问题时，毛泽东没有摆出强硬姿态，而是让周恩来说明租期，又把目光转向邓小平，说道：“那时候，我们都不在了，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。
” 这句话听起来轻松，分量却很重。
毛泽东当时81岁，周恩来76岁，邓小平即将年满70岁。
所谓“年轻人”，并不是按年龄计算，而是指承担未来历史任务的一代。
香港问题交给邓小平，并非临时起意，而是新中国长期对外战略的一次交接。
1949年，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后，部队没有继续向深圳以南推进。
有人疑惑，英国在香港驻军并不算多，为什么不一鼓作气解决？
真正的原因，不在于能不能进城，而在于收回之后如何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局面。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国内百废待兴，西方国家又试图从政治、经济和外交上施加压力。
香港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，拥有港口、贸易和金融等条件。
若立即改变现状，英国可能联合其他国家采取更严厉的限制；
暂时保持原有格局，反而能够为新中国留下一个重要窗口。
毛泽东对此看得很清楚。
1946年，他谈到香港时曾表示，中国当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治理，不急于马上解决香港问题，将来可以通过协商处理。
这不是放弃主权，而是把原则目标与现实步骤分开。
香港一定要回归，但不必在最不利的时机解决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之一。
香港问题在其中形成了微妙的外交牵引。
英国既要维护自身在远东的利益，也不愿完全跟随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。
香港由此成为中英关系中一张不能回避、也不能轻易撕破的牌。
有意思的是，香港的价值并不只是一个港口。
特殊时期，中国通过香港获得外部信息和部分物资，也借此维持与海外华侨、亚洲国家以及西方社会的联系。
毛泽东所说的“长期打算，充分利用”，本质上是一种战略耐心：既不承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，也不因急于求成而损害国家整体利益。
英国方面并非没有顾虑。
1960年，蒙哥马利访问中国，途经香港时曾发表强硬言论，声称香港地位不容讨论。
中国没有因此改变既定方针。
因为在北京看来，香港的归属是历史问题，处理方式则是政治、外交和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，不能靠一时口舌定胜负。
1974年的那场会见，毛泽东并未一开始就谈香港。
他先谈中国人口、粮食和工业，甚至说英国是发达国家，中国还不能自夸。
希思谈到欧洲与苏联，又试图把话题引向国际安全，毛泽东却没有顺着对方的思路走。
气氛稍微缓和后，毛泽东突然问周恩来：“香港租期还有多久？
”周恩来回答，九龙新界租约始于1898年，期限99年，到1997年期满。
希思随即表示，1997年可以实现平稳交接。
毛泽东回应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” 这几句对话，实际上点明了中方底线。
香港不是无限期延续英国管治的问题，1997年是绕不开的时间节点；
但中国也没有要求立刻改变现状，而是接受通过谈判完成平稳交接。
毛泽东把承诺说给英国听，也把任务交给了邓小平。
当晚的宴会上，邓小平代表中方讲话，指出香港是中英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应在适当时候解决，两国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。
措辞平稳，却没有留下模糊空间：问题可以缓办，不能不办；
方式可以协商，主权不能含糊。
此后，邓小平逐渐成为处理香港问题的核心人物。
1982年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，中英谈判正式进入关键阶段。
邓小平明确表示，中国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，同时保证香港原有的有利条件得到保留。
谈判并不轻松，但“九七”这个时间点始终没有改变。
1984年12月19日，中英两国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，确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，并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。
这个结果，既离不开谈判桌上的较量，也离不开几十年前确立的总体方针。
1997年7月1日，香港回到祖国怀抱。
邓小平没有等到这一天，却完成了毛泽东在1974年交给“年轻人”的那项任务。
那句看似玩笑的话，经过23年沉淀，成为一项国家战略从提出、坚持到兑现的清晰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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